1943年博古被人指责篡党真相

2019-12-13 12:34:29 来源: 桂林信息港

1943年博古被人指责“篡党”真相

秦铁说: 在高级干部学习会上,8个人发了言,有7个人对文章提出了批评。在总结时说,《三八节有感》虽有批评,但是也有建议;最后定性为丁玲是同志,王实味是托派。 王实味的文章,被特务弄了去,编成小册子《关于〈野百合花〉及其它》,四处散发。小册子的按语说: 歌颂延安是革命的圣地 然而 在陕北,贪污,腐化,首长路线,派系交哄,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,更使许多老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。

秦铁感叹道, 那个时候人人自危,我父亲在延安整风时已经停止常委工作了,而且康生在会上点名解放社、新华社是特务成堆的地方,一定要抓典型出来。所以我父亲日子也很难过,他对丁玲也只能是精神安慰了,王实味挨整更是爱莫能助,因为他自己也在挨整啊。后来王实味的遇害,应该只是与康生等人有关。听说王实味被杀后,还发了脾气。解放后王实味总算了,这对我父亲的在天之灵多少也是个安慰。 其实,王实味的姗姗来迟。王实味在延安的遭遇,他的妻子刘莹全然不知。1978年,72岁的刘莹从广播中得知王实味于1947年作为反党集团成员、特务、托派分子被处决,顿时天昏地暗,40多年的等待顿成泡影。

在历史上,最年轻的领导者是谁?

答案是博古。他从团中央书记一跃成为中央总负责人,被人笑称为 中央的小伙子 也被认为曾追随王明宗派集团,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。

24岁突上巅峰,28岁交出大权,39岁飞机失事罹难。原名秦邦宪的博古,未能走出1946年。

2010年4月30日,中央音乐学院对面一家书屋,博古之子秦铁,讲述了他眼里真正的父亲博古。

【博古 临时中央 不合法?】

1925年9月,博古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,瞿秋白与恽代英等老师亲自给他们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。由于上海大学全体员和共青团员都以个人身份加入,博古也参加并帮助学校建立基层组织,成为负责人之一。

秦铁说,1926年10月,由上海市党部特别推荐,经过中国批准,父亲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。留学苏联时,按照苏联当局的要求取俄文名字BORYHOB,中文音译 博古诺夫 。后来父亲就用 博古 作为笔名。

莫斯科中山大学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、政治经济学等课程,博古学习渐入佳境时感慨说: 半部《论语》可以治天下,这么多的马列主义书还不能治中国么?

博古留学的三年半时间,正值苏联教条主义者德波林学派盛极一时,这个学派的特征是理论与实际脱节 后来博古在批判 立三路线 时,就把 本本 摊在桌上,引经据典,以 洋教条 反对 土教条 。

1930年,博古回国,先后被分配在总工会宣传部、上海工联宣传部,负责编-工人内部刊物《劳工报》和《工人小报》。

1931年1月7日,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,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出席会议,并作了总结发言。米夫推荐王明担任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,博古负责主持团中央宣传部工作。1931年3月,团中央书记温裕成因贪污被撤职,4月博古被选为团中央书记。9月,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,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,博古是、主要负责人之一。由于曾与王明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,参与了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,后来回国又共同反对 立三路线 ,所以他成了王明最亲密的伙伴。

秦铁对父亲突然 负总责 及其后的命运有自己的说法。他说,1931年4月下旬,顾顺章、向忠发先后叛变。他们出卖党组织,并供出许多党的高层领导的住址。还发出密令:抓住周恩来、瞿秋白赏银元两万,抓住王明、张闻天、博古赏一万大洋。

秦铁说:当时的领导主要是由党的各个部门负责主持。9月的一天,周恩来与王明一起来到博古家,告诉父亲:周恩来要苏区担任军委书记,王明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,要父亲主持中央工作。父亲当时很吃惊,提出,这样不符合组织手续,因为父亲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。周恩来、王明回答说,已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妥,再电告共产国际批准即可。父亲服从党的安排,不考虑个人安危,临危受命挑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,担任中央、总负责人。秦铁说: 父亲被推上的总负责人位置时只是团中央书记,但是当时情况很特殊,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有王明、周恩来、卢福坦等人,卢福坦要当,周恩来、王明不同意,决定由我父亲负总责,就这样中央政治局成立了,父亲、张闻天、卢福坦是常委。

秦铁所说的 中央政治局 ,即为博古 临时中央 。 后来有不少人认为,这个临时中央是不合法的,但在1944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阐述。他表示,现在查到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,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也批准过,根据这一点是合法的,但合法手续不完备,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后应该报告 。

1943年11月13日,层整风,博古被人指责为 篡党 。

近年来,秦铁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父亲恢复 的名誉而奔走。他拿着自印的《博古 -传》说,关于父亲是否担任过历来有些争议,当时党内在苏区的报纸里面出现过 。但是,2009年第6版的《辞海》称他为 负总责 ,2007年出版的《博古传》也称他为 负总责 。

秦铁说: 我认为父亲应该是担任的,为这个,我跟党史研究机构反映过多次意见,他们一直不采纳。直到2009年,在上海有个国防教育展览,那里面提到我父亲。因为要介绍特科的历史,就提到我父亲是。

且不说博古的 之名有无争议,在博古生前,他恐怕是无暇顾及此事了。

据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馆藏档案披露,王明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为了与博古等人划清界限,曾向中央揭穿了一个秘密:1931年秋,他与周恩来离开上海时,虽然推荐博古、张闻天等组织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,但当时已说明,由于博古他们既不是中央委员,更不是政治局委员,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,没想到博古、张闻天他们到中央苏区后却不提此事,竟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。(杨奎松《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》, -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)

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,博古承认,因与远东局代表商量过中央书记处的组成名单,故进苏区后 并未声明是临时政治局 ,随后更进一步承认自己 始终没有临时中央及交出的观念 。

【 你有错误,你就检讨嘛! 】

从后来的历史发展回头看,博古 临时中央 的一些做法被认为是错误的。如1931年 九一八 事变后,临时中央仍以共产国际的 第三时期 理论为指导,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斯大林的指示教条化、神圣化。在对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上,博古等提出红军攻打大城市,白区实行同盟、、飞行等计划。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,他们发动政治和武装暴动,最终失败。同时,他们还强令红军攻打赣州, 占取南昌、抚州、吉安等中心城市 ,以此来 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,仍以失败告终。

曾在博古身边工作过的黎辛认为,在军事上,博古与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,是坚决执行共产国际 首先夺取一省和数省胜利 的 左 的路线的,但也推崇朱、毛的游击战术。在第四次反 围剿 开始,他们几次指示周恩来(军委主席)与朱德(总司令)进攻敌人,后博古遵照周恩来 请求 赴前线,了解实际情况,让周、朱放手打,取得胜利。事后,博古作第四次反 围剿 胜利的总结与第五次反 围剿 的动员报告,说: 在粉碎敌人四次 围剿 中,游击战争的开展,非常不够,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,有计划地配合红军作战。当时我们如果有一支像从前朱、毛、彭、黄的游击队伍,即你们的胜利一定要比现在大得多。 (黎辛《博古辉煌、短暂与悲壮的一生》,《党史文苑》2010年2月上半月)

在秦铁看来,临时中央的错误不能完全归结在博古的头上。 1933年的福建事变,父亲当时赞成与在福建的十九路军联合夹击蒋介石的军队。当时正是中央苏区在进行第五次反 围剿 时,苏区被蒋军重重围住,形势特别严峻,福建一成立反蒋,蒋介石不得不调集10万大军前去围攻,苏区可暂时解围。当时领导层有两种意见,一种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时机,应该支持福建的李济深、蔡廷锴他们,我父亲也是持这种观点;但中央有部分成员不同意这么做,认为李、蔡与蒋介石是军阀内部的斗争,蔡廷锴等人是一些不可靠的家伙。当时上海局也多次发来警告,说蔡廷锴是亲近社会党的,而社会党是顽固的。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代表弗雷德也持这种的观点,所以我父亲看大多数人都不赞同自己的看法,就按党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了 。 也是从这件事情,我父亲成了左倾路线代表人物,这是在延安整风时提出来的,对于路线斗争这种提法,我也有不同看法。什么叫路线?首先,我觉得甭管那个同志犯了错误,都是在摸索革命的过程中,个人谈个人的观点,并不是有意反对 -。因为总的目标是一致的,都是要打倒蒋介石、解放全中国。但是怎么走?向那个方向走?是可以探讨、研究的问题,没有必要加上路线斗争。大的方向都一样,有什么路线问题?什么叫左倾,什么叫右倾,这都是值得探讨的,我认为不能以左、右来区分事情的真相 。 到现在,我只认就事论事,不认正确路线、错误路线。正确与否,要看当时的时间、地点等客观条件,要靠后来的实践证明 。秦铁如此强调。

但是,秦铁承认,父亲的左倾错误的确给的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。不过,博古认为共产国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 研究党史,不能不注意到 共产国际 。可以说,成也 国际 ,败也 国际 秦铁感叹道:历史给我父亲安排的就是一个犯错误的角色。的伟大就在于他对 共产国际 的态度一向就是有理则听,无理则不听。 但是我父亲具有承认错误、改正错误的胸怀 。

1941年5月15日,博古被任命为解放社社长。1942年6月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开启。1943年12月28日,中央书记处发出《关于研究王明、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》,同日,中央又发出《关于 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 一文的指示》,通知各中央局、各中央分局及各区党委: 我党七大时,即将总结我党22年的经验 同时也将批判我党在过去某些历史时期 左倾及右倾的机会主义,批判王明、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。 这对博古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压力。

1943年11月,在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上,有人指责说:博古当时才24岁,他胆子真大。据博古夫人张越霞回忆,博古甚至做好了被关监狱的思想准备。还找博古谈话说: 你有错误,你就检讨嘛! (吴葆朴、李志英《秦邦宪(博古)传》,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)

1945年4月至6月,七大在延安召开。博古在会上检讨了自己自1928年以来所犯的左、右倾错误以及这些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,认识到错误的根源在于 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,深厚的宗派主义,恶劣的个人主义 。

秦铁转述母亲张越霞的回忆:母亲说,你爸爸老说给党造成这么大损失,我就是再艰苦工作,再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这个损失。父亲在七大的发言记录记着: 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,这里没有 之一 ,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。 检查很深刻,得到了全党的谅解。父亲这种磊落的人品,一直被大家称道。

秦铁记得小时候总有些叔叔阿姨跟他说: 你爸爸是好人,很有学问,你长大要学你爸爸,他为人很正直,从来不搞什么阴谋诡计,光明磊落,而且能上能下,服从党的需要,为党做了很多的工作。 常说这话的叔叔阿姨中,有朱(德)老总、康(克清)妈妈、叶帅和王胡子(王震)叔叔。 上世纪50年代,每逢我爸爸的忌日,只要我母亲出差不在家,朱老总就把我们兄弟姐妹接到吃饭,以示对我父亲的怀念 。

而王胡子叔叔 文革 期间挨冲的时候,秦铁经常去看他。一次散步的时候王胡子叔叔对他说: 小铁啊,你爸爸是好人。

秦铁对父亲的认识从中学开始。 我在上中学时才知道父亲是犯了错误的人。我那时候小,不懂什么叫三次左倾,那时候全党都在批这个事,所以我始终是夹着尾巴做人 。

在秦铁眼里,父亲虽然犯过错误,但是他对的事业还是作出了不少贡献。他能举出一连串的事迹,如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 ,父亲是代表团团长,和周恩来、一起,与反复谈判,最终形成抗日统一战线;恢复重建南方13省党组织、组建新四军、营救被拘押的我党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;1938年创办《新华》,1941年创办《解放》并任社长兼新华通讯社社长,是事业奠基人。

对于博古来说,他也认识到错误的极端严重性。在遵义会议上,博古作了第五次反 围剿 的总结报告,对这个报告的内容和效果,各类文章千篇一律,即博古虽检讨了自己与李德的军事指挥上的失误,却找了一些客观原因为自己辩解,遭到了其他同志的严厉批评,博古感到十分委屈,而且还写了几句话来排泄内心的苦闷。(伍修权在回忆遵义会议时说: 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的主要批判对象之一,但是他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。他主持会议,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,表现了一定的作风和磊落态度。会后,他又坚持和执行中央的决定,并严正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,这些都体现了一个人的应有的品质。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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